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

不是像胡塞尔那样由人的先验意识去纯化一个形而上的最终根据说明，也不是像康德那样由人的道德实践论而开启一个道德的形而上的根据说明，而是它本身就体现了天、地、人交与参赞。而要作到这一点，哲学家非得要从以纯主体性意识为中心的观照转到以感通互动为依归的立约天地。

[41]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本体论与生命本体论的关系，容我另文讨论。胡塞尔谈生活世界，始终是在纯粹意识中打转转。这正应了宋代大儒陆象山那句名言：宇宙原不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对胡塞尔现象学还原再作生命的还原，是我们对生活世界作本体诠释的方法论要求。作为一个从数学王国转向理性探险的哲学家，胡塞尔工作的旨趣最先在数学和逻辑基础的研究方面，然后进一步去分析一般的认识的基础，最后在方法上探讨纯粹的意识分析，这样一步步逼近最终能为科学奠基，从而解决世界之所以作为如此世界而存在这样一个本体论的哲学问题。

换言之，我们说世界便隐含生生意义，就是一种生活—世界。活乃人以其身体、心灵通而为一展开的实存活动，由此，意识构造活动才有可能展开。也就是说儒家所讨论的名，大致属于伦理学意义上的层次，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是调节性的而非规范性的。

这些材料也反映出先秦秦汉时期名思想的发展是当时政治思想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尤其在马王堆帛书中，可以为名思想研究提供的材料极为丰富，当尽最大可能去利用之，把握之。知识论，宇宙观的发展，社会秩序的重新安排，君主专制体制的确立，政府职能的完善，实用主义思潮的盛行，这些复杂的社会思想背景与名实关系的讨论，与各种正名说的展开交织在一起，使名的思想呈现极其复杂的面貌。他们对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都进行了研究，其中有很多合乎科学的论断。(《管子·心术上》)，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管子·枢言》)，名者，天地之纲，圣人之符(《吕氏春秋·大体》)，名正则治，名丧则乱(《吕氏春秋·正名》)，至治之务，在于正名(《吕氏春秋·审分》)的高度，成为确立是非，制定秩序的根本性法则。

前者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影响之大远远超过后者，但由于受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逻辑学的影响，以往的先秦名学研究只重视后者，未对前者展开过系统研究，这使名学研究偏离了思想史的实态。④参照加地伸行《中国论理学史研究》第一部中国にぉける论理学第一章中国古代论理学史研究の状况一日本にぉける场合，研文出版1983年，第11-20页。

这种缺陷表现为单纯认同式的比附，必然使墨辩思想所由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的分析得不得真正的重视，最终反而使墨辩思想得不得客观的研究。三由于至今为止缺乏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去研究名，过于重视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已使名思想的研究偏离了思想史的实态。例如西晋的鲁胜虽然研究的是墨辩，但他在《墨辩注序》却指出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例如在儒家名思想这条线索上，应主要探讨孔子及荀子关于名的学说及《吕氏春秋》的部分篇章，同时通过批判儒家的法家、道家的眼光，反观儒家的名思想究竟有着怎样的特点和影响。

《尹文子·大道上》对名作了如下的区分①：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圆白黑是也。故曰：名称者，不可不察也。名是一个意含极其丰富的概念，在先秦秦汉时期，由名所构成的词语或概念，因各家对名理解的不同而呈现出复杂的面貌。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

合彼我之一称而不别之，名之混者也。名贤不肖为亲踈，名善恶为赏罚。

先秦时期对名、辩的讨论则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中较为侧重智与言的一个方面，二者被认为有某些相同之处。日本学者使用了论理一词，而在中国，启蒙思想家们欲于国文中觅一、二字，与原文意义之范围同其广狭。

第一种名表达的只是事物与名称之间的关系，可以与道德、伦理、政治无关。今亲贤而踈不肖，赏善而罚恶代表的是一种儒家的立场，因为儒家是扬贤而抑不肖，扬善而抑恶的，因此，名贤不肖为亲踈，名善恶为赏罚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在法家看来这已经侵犯君权了，名贤不肖为亲踈，名善恶为赏罚是惟君主能做的事，其他人不能染指。依然无人试图将名思想的研究，还原到更真实更广阔的空间，即名的政治思想史的空间中去。贤不肖善恶之名宜在彼，亲疏赏罚之称宜属我，我之与彼，各(或作又，据伍非百本改)復一名，名之察者也。名家思想研究的兴盛，是二十世纪以后的事情，它与西方逻辑学思想在东方的传播息息相关。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为之所作的释义是名，自命也。

但它又是一部问题甚多的书籍。名之所以会呈现出上述的复杂的面貌，之所以会成为具备思想史意义的重要概念，虽然与命物之名有很大关系，但事实上与毁誉、况谓之名，即名的社会功用关系更为密切。

不过，看过《尹文子》全文就知道，《尹文子》的重点依然在毁誉、况谓之名。与达、类、私及单、兼、共、别这种分类法相比，名有三科的分类法并不严谨，但正是这种不够严谨的分类法，更真实地体现出先秦秦汉时期名思想的复杂性，也更鲜明地反映出中国古代名思想的特色。

达名、类名、私名及单名、兼名、共名、别名的分类法着眼于名作为一种范畴的外延，而《尹文子》的分类则着眼于名之对象。所以他们不主张使用中国逻辑学而代之以名学和辩学。

伍非百先生曾经指出尹文一派之形名家，与其他墨儒辩者之‘形名家根本不同。弄清中国古代的名到底有哪些语义，有哪些使用方法只是辞典式的工作。而战国中晚期法家及一些黄老思想家所讨论的名，往往与法思想密切相关，具有规范性的意义，是统治者可以直接把握和操作的工具。现在，借用现象学，借用语言哲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成为新的潮流。

除了专门以名为研究对象的名家外，其余各家也都各有表述，如王琯所言惟当时诸子之言正名，有兼有专。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是理论框架的滥用。

因此，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思想史课题。《尹文子》非常集中地把名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来论述，这在先秦秦汉时期的文献中是非常少见的，所以对本文而言是极重要的参考资料。

在将贤不肖善恶之名赋与臣下的同时，实施亲疏赏罚之称即类似于法的举动，因此，名的赋与权与法的执行权都必须由君主独断，不可轻易地让出去。笔者认为，20世纪的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研究非常有意义，也取得了巨大成果。

如果中国古代的名只有的这一重含义，那用语言学或逻辑学去分析就容易得多。先看古人如何为名分类。他进而指出：由于西方传统形式逻辑输入的刺激和诸子学的兴起，我国学术界的一些先驱者开始比照西方传统形式逻辑的模式，对先秦诸子，尤其是名、墨两家有关名与辩的思想予以新的诠释。【内容提要】战国秦汉时期对名的讨论极为活跃。

而尹文则从名之所指的对象立言。但这方面工作尚无人做。

在译介西方逻辑著作的过程中，东方的启蒙思想家们为使读者便于理解和接受Logic，必须寻找一个与传统思维相接近的词汇。这就导致了道家的无名学说体系是唯心论，而以这种学说体系为背景产生的黄老思想家的以名应形理论却是唯物论这类可笑的说法。

而且这种不同又随着时代，随着学派的变异而发生变异。因此应转换方向，回归于思想史的正途，对先秦名学重新作出客观全面的梳理。